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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博鳌亚洲论坛:一场国企、民企、外企的对话

2019-03-28 12:49:25     来源:2019年03月28日10:14     责任编辑:刘欣

  中国网财经3月28日讯 据博鳌亚洲论坛官网报道,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不同的所有制结构一直以来都是企业身上最明显的标签。但是,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推进,特别是混合所有制改革带来的企业形式的融合,无论是哪种形式的企业,经营成功还是失败将越来越成为描述一个企业最主要的标签。

  3月27日,博鳌亚洲论坛2019年年会的第二天,国资委主任肖亚庆出席了电视分论坛《改革促进共荣,合作实现共赢》专场,对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进展以及下一步的思路做出了简明扼要的介绍。

  他的出现,受到了讨论席上企业家们的热情关注。以心直口快著称的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和华彬集团董事长严彬,更是频频向肖亚庆发问。“混合所有制改革,到底是愿意把控股权或者利益大的部分拿出来,还是光拿出利益小的部分来‘钓个鱼’?真的拿出来的话,肖主任会不会‘肝疼’?”

  对于严彬的发问,肖亚庆立即心领神会。在他看来,这些问题背后,体现出的是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对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担忧还有渴望。

  直面“是否真改革”

  在讨论开始之前,肖亚庆先介绍了混改目前取得的进展。目前中央企业公司制改革已全面完成。针对企业制度不健全问题,国资委大力推进外部董事占多数的董事会制度建设,有83家中央企业已经建立了规范的董事会。

  针对市场化经营机制不完善的问题,着力在市场化、选人用人、强化中长期激励上下功夫,现在已经有46家中央企业对三千多名经理人实行了契约化管理,在控股的81家上市公司实行了股权激励。

  “我们针对国资监管存在的问题,一方面取消、下放、授权了一批监管权力,另一方面不断强化重点领域的监督,加大违规责任的追究力度,同时不断提高监管效率和质量。”肖亚庆称,这些举措有力促进了国企发展,但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任务确实任重道远。

  不过,他强调称,改革措施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式的、合作式的,国有企业在混合所有制改革、重组整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产业转型升级等方面与民营企业、外资企业之间都存在诸多发展的契合点,拥有广阔的合作空间。

  作为经营企业数十年的实干家,严彬的提问也是直抒胸臆。在问答环节,他直接将“混改是否是真改革”的问题抛给了肖亚庆。

  对于企业家的当场发问,肖亚庆当着在场观众,给予了正面回应。“从你这个问题当中,可以看出你既有担忧又有渴望。”肖亚庆说,混合所有制是国企改革突破口,一定要扩大,一定要深化,一定要继续走下去。

  他表示,混合所有制不是谁占谁的便宜,而是相互之间共同融合、共同发展。一个混改案例中,其中一方占了便宜,这在一段时间内是可以的,但是从长期利益来看,只有找到共同利益,混改才能长期进行下去。否则,都是短期行为。

  不过,混合所有制只是改革的一种方式,不是所有方式。所以宜混则混、宜独则独。要根据行业、企业以及企业的未来,来寻找改革的突破口。

  民企身份新认知

  “如果穿越时光到2002年,那是第一届博鳌亚洲论坛举办的时间。从大的时间背景上来说,也是中国向世界更深度融入的一个开始。”央视主持人陈伟鸿在论坛现场提了一个问题:如果你处在当时那个时代,你更希望自己是什么性质企业的负责人?

  接受提问的是国家开发投资集团董事长王会生、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华彬集团董事长严彬、德勤全球主席柯睿尚、 亚洲公司治理协会秘书长艾哲明以及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李稻葵。

  企业家们对这一问题的答案,令现场观众感到有些意外。国企负责人王会民,希望回到2002年成为一家民企的负责人;外企自负责人柯睿尚,也希望成为一家民企的负责人。而董明珠,对这一问题,交了白卷。

  “我没办法(在题板上)打这个勾”。董明珠说,2002年的格力,还是一个国有控股企业,持股占58%。但是格力又不完全是一个国有企业,因为已经完全是一个充分竞争的企业,一个完全以市场为导向进行经营的企业。

  她说,今天回忆当时,很高兴的是格力走到了今天。“我们那一年只有68个亿的销售收入,到了去年有2000亿。这就是市场化带给我们企业的活力。”

  严彬有些特殊。40年前只身走出海外,回来之后摇身一变成了外资企业。对于那个时候进入市场一直到今天,他对于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中国红牛进入深圳第一个合资伙伴是中国食品集团,之后是中浩集团。”严彬说,“没有这两个公司作为合资单位,当年红牛进不了中国。这是根”。

  对于前述企业家的选择,李稻葵进行了抽象概括。在他眼中,董明珠是英雄主义者,因为听她的话外之音,可以发现是这样的潜台词:管你是民营企业还是国有企业,我都能搞定。王会民是未来主义者,认为民营企业未来有大的发展前景,所以希望可以从国企负责人换一个身份,进入到民营经济里面。而严彬则是现实主义者。

  不过,李稻葵认为,企业家希望换一个身份的想法背后,实际上体现的是所有制改革还不到位。如果改革到位的话,那就应该什么所有制的企业都公平竞争,也都能做得好。

  在他看来,董明珠是女超人,国企民企她都能做得好,但中国只有一个董明珠,这没有代表性。下一步改革的重点,还应该是把制度搞好,不能让所有制成为一个企业的标签。评价企业应该只有一个标签,那就是成功还是不成功。

  不以“所有制形式”论英雄

  外资企业对中国的所有制形式也有自己的理解。

  艾哲明表示,他们进入中国已经20多年了。一开始时,大家觉得国企从投资和治理角度来看风险可能更大一些,不过现在,他们看到国企、民企都有自己的制约因素。外国投资者投资中国,非常看重文化融合、透明度高,看重企业的治理架构。

  描述一个企业,强调其是国企、外企还是民企,实际上是对企业从性质上进行了背书。而董明珠认为,企业发展不用背书,也不能依赖外部政策和环境,企业一定是在挑战中成长的,很舒适的就能发展那不叫做企业。

  要看到国企虽然背靠大树,但也有很多“公公婆婆”约束着企业发展。但是,如果一个企业的领导不惧权威、尊重市场,就不会因为是国企而做不好。

  在严彬看来,国企有其自身优势,有规矩、有体系。与外企谈,要有“干货”,比如已经占领了市场才好跟他们谈,“如果你说大哥我依附着你,不可能的。外企不是傻子,外企算的比民企和国企都精”。

  肖亚庆在听到企业家讨论之后,重申了对国企和民企发展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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